亚明

2011-7-17 11:10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1565| 评论: 0

摘要: 杨彦的亚明情结 编者按:“新金陵画派”的诞生,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画坛具有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件,为中国画世代的发展和跨越增添了熠熠之辉。亚明,则是“新金陵画派”的中间组织者和推动者。他的人生不容易, ...
 

杨彦的亚明情结

编者按:“新金陵画派”的诞生,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画坛具有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件,为中国画世代的发展和跨越增添了熠熠之辉。亚明,则是“新金陵画派”的中间组织者和推动者。他的人生不容易,所创造的成就更不容易,弥留之际,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写下“中国画未能画出点名堂,是最大的遗憾”的遗言,成为中国美术界一个长久思索和谈论的话题,也深深触及着孜孜求艺的画者之心。

杨彦正是其中一位。他曾说:追求艺术,也要与时间赛跑……

  杨彦勤奋,走古道、越戈壁、登巍峨、临高原……在执着的艺术世界里,他不知疲倦地走着、画着,酸甜苦辣五味陈杂,可能只有他自己才能真切体味。西藏之行后,我们在工作室见到杨彦,身着军绿色棉袄,长途奔波让他稍显疲惫,络腮长须也更为花白,聊及十几年前与亚明先生在苏州东山小镇上相处时的情状,杨彦声音低沉,说到亚明先生淡泊的晚年和遗言,杨彦感触很多,禁不住黯然落泪……

东山的梅花还在盛开在心头,太湖的日出是否还温暖着晚归的渔船?


先生亚明

2002年的春天,亚明先生驾鹤西去,回归道山,当日正是我的农历生辰——正月初八,得知这一噩耗,我匆匆赶去南京,遗体火化在2月25日(此日又恰是我的阳历生日)举行,这种巧合可能并不意味着什么,但我总还是想的很多。因亚老人缘口碑好,当日很多人前来吊唁,悼念场面宏大感伤。我随同其他三位亲友将他推进火化炉,烟囱刚冒烟,就下雨了,似是上天也在惋惜。

无数个未眠的夜晚,我灯下研墨或扪心自问时,脑海中总想起他在东山老院独坐的身影和他弥留之际的绝笔……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美术事业得以恢复,亚明先生时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。我当时在南京压缩机厂当工人,能在一些活动的开幕式上远远看到亚老、在画展上看到作品就很知足,不曾料想以后的人生能与他结下一段师生情谊。

  一个夏日的清晨,我晃晃悠悠去上班,经过江苏省美术馆时,看到有个中年人在打拳,我一眼就认出那是亚明先生!可是我不敢叫他,就怔在一旁看,待亚老打完拳准备离开,我悄悄尾随其后,亚老可能感觉异样,便扭头看,他一扭头,我立马跳到梧桐树后(南京街上的梧桐十分高大),几番躲下来,他仍没有发现我。等他走到巷子的转弯处,我估计他不会再回头,就站在那里目送他,结果他突然一转身,我没地方躲,被逮个正着。他一招手:“过来!”我噔噔地跑过去。

  “干什么的?画画的?”——“嗯。”

  “跟谁学?”——“跟华拓老师学。”

  “跟华拓学?好!他是我的学生,明天这个时间,还是那个打拳的地方,把画带过来,我看看。”

他手背在背后,边走边和我说,再往前就是他家,他让我去他家看画,可我蛮傻,竟说自己还要上班。他手一挥:“去吧!”第二天,带着喜出望外的心情,我早早地带着画在美术馆旁边等,亚老来了,看了画,跟美术馆门口的老头儿说我“懂得学手艺”。不过他仍有些半信半疑:“我打会儿拳,你画棵树给我看看。”我随身带有速写本,便画了旁边的一棵桃树,他看了,不多言语,只说:“画院要招生了,到时候我招你!”一下子我被喜悦冲昏了头,回去后,赶紧把我和亚老相识的经过跟华老师说了,华老师很是许可,当即便骑着自行车领我去亚老家,正式拜访亚老。多年以后,亚老在给杨彦作品《牛首祖堂山石道人幽居图》的题跋中还有过感慨:杨彦,金陵人,幼聪慧过人,喜丹青,家清贫,少初随华拓学山水。一日巧遇余,尾跟久久而不去,问曰何故,答:爱丹青,可见否?杨君愿次日带上。二日见作,确有豪气可雕也。庚午金秋于京华华城,亚明。

  后来便有了跟随亚老学习的机会。

  除了临摹古画,看亚老画画是一种享受,观亚老画丈二大画,作扇面小品,有的动作十分奔放,落笔如风驰电掣;有的精细入微,行笔如穿针引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江苏画派的主旋律是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相结合,美术作品提倡为工农兵服务,多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,可以说亚老在这个大形势中走得非常成功,在表现火热的工农业生产的同时,又不失笔墨,记得有《钢铁画拾遗集》、《梯田修进白云里》等。

  亚老在绘画上的一些立场,对我影响至今,比如:铤而走险、先扫地后绣花,该奔放时要奔放,该细致时细致。但关键是一个“度”的问题,比如傅抱石,画画动作幅度大,奔放得很,可到了点睛之处,点人的眉目时,用宿墨,又极细;像李可染有方章叫“再精微”。这种细,要求画家在微观上抓住要义,有张力,从微观到宏观的把握上要有一定的胸襟,同时也检验画家的心量和才情。

  亚老,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。用著名作家顾尔镡的话说,叫作“敏锐善于思索,正直而又灵敏多变,豪爽而又慎乎其慎”。

  豪放的性格不仅在作品中体现,同样也影响他的世界观、价值观,折射在他待人接物、对待艺术的态度上。在画商与其讨价还价时,他开玩笑地吟首打油诗:“钱是你的命,画是我的命,你要我的命,我就要你的命”,很有意思。

  1987年亚老来北京,住在北京饭店,董寿平先生请亚老吃饭,其属下来北京饭店接亚老,当时我也在,亚老让我陪他一起去。不料负责接亚老的人没有让我的意思,我有点难堪,“他不去,我也不去了。”亚老故作生气地说,并要往回走,那人见状赶紧拉住亚老,结果亚老坚持让他安排好我,才肯上车赴宴,饭桌上还介绍我有才气,很用功。这只是件小事,但对尚年轻的我,莫不是一种提携和鼓励。

  亚老幽默,不按常理出牌,让人忍俊不禁。有一次,亚老有个歌唱家朋友来北京饭店拜访他,我正拿着画请亚老指教,歌唱家看到我的作品,提出想收藏一幅,并让亚老帮他选并请亚老再题跋,亚老挥笔写上:“某某生日,得杨彦神品一幅,亚明题”。歌唱家高兴坏了,说:“我得神品一幅啊!”亚老看看我,幽默地说:“你看仔细了,是得杨彦神品一幅!”我说,要是亚老写“得神品一幅,杨彦作,亚明题”,那才真有意思了。

  说到题跋,亚老还有更“绝”的,有次朋友拿了一幅宋文治先生的黄山图来,让亚老给题字,亚老一看是真迹不错,想了半天怎么题呢?结果落笔而跋“文治兄善画太湖”。来人仔细一看,踌躇不已。

  我和亚老接触最长的一段时间,是在他苏州的近水山庄里。1997年,从10月份一直住到第二年的春夏之际。东山的秋季银杏飘落,满山遍野都是金色,镇上的石板老街、古弄小巷在夕阳下格外迷人。我陪着亚老出来散步,不远处能看见太湖的老渔港,仿佛时光倒流,链接到了晚清江南的世外桃源。

  近水山庄原名“绍德堂”,为明代建筑,曾被江苏省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亚老进住前,院子里杂草丛生,他亲自修缮,并布置得十分雅致,院中的湖石亭榭有苏州园林遗风,门窗梁栋古色古香,厅堂中古董杂件琳琅满目,明清家俱依次摆放,可谓气宇不凡。不想这幽雅的别院,在我住进去没几天,就被亚老渲染上另一层“色彩”:“晚上会有蛇从脖子上爬过,嘶嘶的,不过千万别动,就让它爬过去,爬过去就好了……”亚老对院子里的奇事津津乐道,我不以为然,以为他是开玩笑吓唬我。谁料,一个下雨的深夜,客厅里灯突然大亮,接着传来一阵打斗声,还掺杂着摔碎花瓶的动响,大家都吓坏了,呆在房间里不敢出去,结果翌日天亮一看,客厅里一切完好,众人百思不得其解,亚老说:“有两个壮汉,天没亮,跟我要烟抽,我给了他们两包打发走了。”我补充说是“大前门”,于是就戏称这院子“闹鬼”。

  亚老在院子里养了很多动物,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只孔雀,因为有前后院,公孔雀与母孔雀有时各自分开了,只要公孔雀一叫,母孔雀在半秒内迅速应和,两声“咕”“咯”贴得非常近。其实孔雀的叫声本身并不难听,可是在夜里,太湖上有一种水鸟借着月光迁徙,并发出断断续续的“呱呱”声,由远及近,再由近飘远。我经常画画到夜深人静,却冷不丁传来幽幽的“呱呱”声和孔雀的嘶鸣声,煞是可怖。

 只是多年我从未忘记过这两只孔雀,它们虽然看不见彼此,却有个照应。以至于我回北京后的很长时间一直想画近水山庄印象,渐渐地画面的主要场景和单元开始呈现出来,庭院很浓缩,银杏、芭蕉、老藤、假山,房子的造型是苏州最典型的,白色的椅、桌,有点盆栽,两个孔雀,后面一个围墙一收就是院子,再后有山,幽幽的,阴雨天。我画了一组,有的越画越抽象。

  早春时节,东山的梅花开了,亚老一高兴就叫曹师妹带着我到太湖老渔村去转转,去写写生。我一听很兴奋,准备在外面好好画一画。花开了,煞有介事地带着写生本就去了。我爬上山,站在有俯视感的地方眺望太湖,景色非常好,怎么看都是画,哪儿都是景。走着走着,来到一片梅林前,树底下正好有一堆稻草,已被太阳晒干,我就在这稻草堆上躺下了,这一躺下,梅花都在我的上方,蓝天映着梅花,小风吹来花瓣有点洒落,落在我脸上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一觉醒来,我赶紧下山去找曹师妹,她已经画了好几张了。她问我画呢,我说没画。等回到家,她就跟亚老“告状”,说我一张没画,就上山睡觉了。结果亚老说她:“你不懂。”我感觉当时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贴近,“太美妙了”,都难以形容。其实我们画画的时候也无非是想进入这样的境界。画有如此的境界,则为上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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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近水山庄,时跨六年,亚老完成了巨轴长卷《长江万里图》,这是他艺术高峰期的经典之作。图卷中从太湖到镇江、扬州、南京、马鞍山、芜湖再到庐山,一路向西经过三峡山城到达源头唐古拉山,作品中蕴含了春夏秋冬四季,南京之前为春,到了采石矶,就是夏天了……亚老让我临摹,本身我就很喜欢画长卷。图卷融合南北宗诸多画法的笔墨形态和山川大地的万千气象,对我启发很大,既可尽精微,又可致广大,造境远看其势,笔墨近观其质, 无怪乎评论家说他完成了艺术个性的塑造,走向了天人合一的彼岸。我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临完后,对着原作临摹当然收获很大,亚老也高兴地说,有了《长江万里图》,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本子。

  1997年,梅清逝世三百周年,带着对大师的缅怀和敬仰,亚老提议并与安徽宣州市和新田镇两级政府共同筹资,在梅清故乡新田镇修建了“梅清陵园”,竣工后我随亚老去扫墓,并顺道去了九华山、敬亭山,亚老游山时常谈论典故、诗歌,既像授课,又像探讨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。而在观察写生方面,亚老常说“美是属于有心人的”,在亚老的潜移默化的、启发式的“传道授业”下,我逐渐在写生中培养起洞悉生活的观察力和敏感度。有时我们散步,走着走着,他会停下来,眼睛朝着别的方向看,这时我会毫不犹豫地顺着他的眼神看,总能发现一些好东西,这一点我坚信。有一次,他停步侧目,我随他的眼神往巷子里看,在巷深的河边,梅花枝下有个渡口,几块长木板从渡口伸向水中央,一个衣着蓝底白碎花布的女子在浣纱洗衣,这场景美极了。

  在近水山庄,我也画泼墨,十几张铺在地上,大盘小盘,颜料都在往纸上倒,看亚老走近了,有些慌张,怕被指责,结果他说:“不错!”并挑了两张半成品,“我来给你往下画!”泼墨画,看似简单,其实只在泼的时候带有随意性、偶然性,难的是如何在细处落墨,因人而风格不同。我在旁边看着他画,心中涌出一阵温暖。

  亚老研究了中国壁画的历史以及壁画防湿等问题,并用特种材料处理院子中的白墙,使其接近宣纸晕化的特性和加强牢固性,计划用10年的时间绘制20幅大小不等的壁画。把山水画画成大壁画,这恐怕在上世纪的老画家中不可多得,即使是在今天,也很罕见。可以说,这是亚老的一大突出贡献。

  当时他的后院里有四根柱子,每两个柱子之间约有丈二尺寸的空白墙面,共四块,他有意让我画成春夏秋冬四景,因院子里的壁画都为亚老所作,自己迟迟不敢动笔。最后在院子里的一块白墙上画了一幅。当时院子里有棵芭蕉树,因为枝叶繁茂,占据面积太大,要砍掉,换其他品种,我念亚老会有不舍,于是在芭蕉树旁边的墙上按照同等大小画了一幅芭蕉图,亚老看了心里颇为欣慰。多少年过去,我再去的时候,因为风吹雨淋,墙上的壁画已经残损,只留下斑驳的痕迹。

 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,有欢笑,亦有悲感。我也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亚老的另一面——一个老年人的孤独落寞。遁隐太湖之滨,他是否真正有清逸几日?答案或许只有他知道。他起得很早,深秋时节,天刚蒙蒙亮,院子有凉风吹过,他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,吃早点、抽烟、出神地盯着一个地方看。我在房间里,看着他静静的背影,不敢靠近,一刻间仿佛各种情愫涌在心口,难以言会。

  在我即将离开近水山庄回北京的时候,亚老也多沉默,只告诉我他在太湖边上还有一处工作室,日后可作为我学艺之用。同住画友问及我要返京之事,亚老就说“杨彦要去北京搞银子,搞到了银子,他还要回来……”其时我心里比谁都明白,这一别,方方面面事情困顿,就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了,心中十分酸楚。走的当天,特别不是滋味,不知道怎么和亚老打招呼,不知道能说什么,于是左思右想,趁着他睡午觉,我悄悄地拎着行李走了。

  2001年去苏州看望他,他用颤抖的双手握着我的手,问我什么时候再过来住,我当时并未用心,只说得空一定安排,不料这一别,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相见。没过多久,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,消瘦得十分厉害。听到这个消息,愧疚与悲伤交织在我心头,亚老在南京住院期间,我曾几次与他身边的人联系想去看他,却都未能实现,一直到他去世。

  亚老弥留之际,在病榻上写下了一句话:“中国画未能画出点名堂,是最大的遗憾。”这是他最后的遗言,一位艺术家在生命的尽头,对艺术的虔诚、遗憾和深沉的思考凝结于此,太有分量,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,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在想什么,他是视中国画如生命的人。他常讲,一个手艺人该把手艺练好,给自己的一辈子做一个交代。

  亚老说自己于中国画“未能画出点名堂”,并非一般的谦辞,而是他的毕生感悟,因为他是相对一个大目标而言的。中国画在他胸中是一条悠悠不尽的大河、绵绵不断的龙脊。如石涛所说:“夫画,天下变通之大法也,山川形势之精英也,古今造物之陶冶也,阴阳气度之流行,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。”亚老将国画视为民族艺术的胆和魂,他用全身心去体验、去追寻,不懈地将这大目标化为他的生命行为。晚年的亚老每天临帖练字创作不止,即使在重病缠身时,他也不曾停止谈论为人、为艺的感悟,就是因为这个目标在召唤。

  李可染先生70岁时刻了一方印“七十始知己无知”。亚老也常说,老天如果多给我一点儿时间。我肯定能画出几张搁得住的画。都不是自谦,而是英雄所见略同,都源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。我听到亚老的遗言,仿佛也听到了亚老的告诫:生命是短促的,对时间珍惜就是对生命的把握。

  多年来,在探索艺术的道路上沉沉浮浮,我始终不敢也不能懈怠,带着自己所标榜的使命感与时间赛跑,害怕时间如白驹过隙。亚老“中国画未能画出点名堂,是最大的遗憾”的话语一直响彻在耳,脑海中常常浮现近水山庄里他独自凝思的背影,浮现出一个老人在幽静的院落里轻轻叹息的场景,他每天早上起来打拳、练习书法,读古人画集,画画的时候十分投入、十分平静。只因为他太性情,一些应酬杂事耗费了他太多时间和精力,我们在他身边,常常能感受到这种无奈。

  这些对我们而言,都是太好太深刻的教训,就像张大千的晚年也遭遇到这样的问题——“我画的画都是你们叫我画的,我自己想画的还没有画出来”。张大千也性情,应酬太多。同作为画家,面临的很多问题都相似,不是说为了画画,可以老死不相往来,只觉得,既然有好多只有绘画才能表达的东西,尤其是人生体验的丰富积累,本应留给后人,却因为时间不足而未能完成,这将是极大的遗憾。

  而今我亦不是当年的毛头青年,变成了知天命的小老头儿,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,受牵绊的因素太多了,但欣慰的是,在探索方面也有一些积累,也有一些体悟。中国画究竟怎么弄下去?艺术跟生命本体的关系?我想我心如明镜。

  记得有句流行歌曲唱得好,“把握好生命的每一分钟”,也许每个人都有这种意识,但是能做到的却各有深浅,这取决于个体对生命的紧迫感和认识问题的深度以及自身的感同度。喧嚣的都市生活中,受逼迫的人太多,越是在这种环境下,越是要趁着有精神头儿,朝着自己预计能够达到的高度,再爬一爬。

  就像登泰山、观日出,明明面前就是那个山头,也不太高了,日出的时间也快到了,为什么不上呢?

杨彦口述

 

 

 

 

     
   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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